编者的话：
11月8日，由海南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在澄迈县举行，来自国内外的200余位专家学者跨越山海，齐聚一堂，共论东坡文化的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11月10日，第三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儋州分会场重点项目第八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在儋州海花岛举办。研讨会以“儋州之于苏东坡”为主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掘海南东坡文化的深厚底蕴，梳理东坡居儋文化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会上，8位专家学者作现场交流。本期本报特摘编8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在读博士武国强：
东坡文化是世界热门文化
武国强
苏轼居儋时期的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是海南地域文学书写的一部分，其承载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与演进的文学表征。
武国强表示，苏轼在海南的三年生涯，其心路历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焦虑绝望到适应接纳，再到最后的融合热爱和恋恋不舍。未至海南前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适应海南之后说“余生欲老海南村”“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在离开海南之际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海南给了苏轼太多常人无法品尝的人生体验，也成了他生命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苏轼居儋期间留下的诗文创作，全面反映了其思想文化内涵在生态观、处世观、家国观、民族观方面的深化与升华。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武国强说，苏轼在儋州所作的很多诗篇，都表现出汉、黎两族人民亲同一家和谐相处、团结友好的情形，在《和陶劝农诗六首》中，苏轼直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这既是苏轼个人的贡献，同时也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抹亮光。如今苏东坡已经成为了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文化符号，“东坡文化”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热门文化，苏东坡豁达乐观的处世精神、忠诚为民的爱国精神和平等包容的民族共同意识，在当下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依旧在泽被后世、惠及子孙。（儋州融媒体中心记者覃凯）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谢仿贤：
别具一格的“东坡海洋文化”
谢仿贤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谢仿贤认为，苏东坡居琼期间，与海洋环境、海岛居民深度交融互动，系统性地记录了海南海洋景观、海洋物产、海洋民俗及海洋生活场景，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坡海洋文化”。
谢仿贤说，苏东坡晚年谪居儋州三年，以老迈之躯直面 “非人所居”的海岛环境，对海洋情感的嬗变从渡海之初的惶恐，把渡海看成死亡之途、抵达海岛后的迷茫失措、岛居之后的接纳与融入、北归之际的眷恋与升华，把“九死南荒”当做“兹游奇绝”旅游，完成了从 “谪客” 到 “岛民” 从 “异乡人” 到 “海岛人” 的身份认同与情怀升华。 在与海洋的朝夕相伴中，写下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饱含生命归属感的诗文。这份独特的人生际遇，让他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中深度体验海洋、书写海洋的代表人物。
在苏东坡的居儋诗文中，初至海南时，“海”在他的笔下多象征着危险与阻隔，如“浮瘴海以南迁”。随着在海南生活的深入，“海”的意象逐渐发生转变，开始体现出生活的融入。“海风”“飓风”“雄风”等不同的风，反映出他在不同时期对海洋气候的独特感受与情感变化。苏东坡在海南期间，为当地学子姜唐佐题写的“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蕴含着深刻的海洋文化内涵，打破了“海洋阻隔文化”的传统认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诗文，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瑰宝，更是研究宋代海洋文化、民俗、生态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当前在海南建设海洋强省的战略背景下，挖掘东坡海洋文化，为海南海洋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历史依据与路径参考。打造东坡海洋文旅IP，让东坡海洋文化在现代旅游业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覃凯）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历史学教授黎雄峰：
苏东坡与黎子云亦师亦友
黎雄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历史学教授黎雄峰认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的热潮中，东坡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海南省儋州市的载酒堂，也逐步成为学界研究与民众参观的热点。与此同时，为当年建设载酒堂提供土地资源的黎子云，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据《儋县志》记载：“黎子云世居于城东二里许。”“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潇洒。”子云“贫而好学”，躬耕为农，诗书礼仪厚道为人是他的处世哲理。东坡来到此地，很快就结识并成为好友。东坡是豪放诗人，但他是遭受打击贬逐海南的。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可见他贬儋而来的悲伤之情。但他到儋州之后，得到了黎子云等当地友人的理解和关照。
黎雄峰说，苏东坡与黎子云的交往和互动堪称亦师亦友的典范。经过考察和研究，东坡文化和东坡精神在海南的传播，黎子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张中、东坡的建议下，黎子云的居家当作教育基地，首开文教活动，东坡命名为载酒堂。后来黎子云又全力帮助东坡建造桄榔庵,成为东坡开展教育的盛地。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东坡不能以学校的方式开展教育，但他以大文豪的影响力吸引来许多接受学习教育的青少年，向他们传播文化知识。从载酒堂到桄榔庵，东坡大部分的时间都倾注在对学生的教育之上。东坡北归之后，子云继承东坡遗训和家风，设帐讲学，传播文化，为儋州本地的文化教育继续贡献余热。据《儋县志》记载：“有欲辟举者固辞，优游田里，率乡人子弟以孝悌忠信，人多化之”。虽有人推举他为官，也被他辞绝，愿在家乡教化子弟。可见子云是诲人不倦的高尚志士。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覃凯）
海南省基层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黎玉石：
本土文化的“东坡遗风”印记
黎玉石
“黎子云、载酒堂与乾山村的关联，是宋代贬谪文化影响海南地方社会的典型案例，黎子云家族的家风传承则印证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海南省基层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黎玉石介绍，苏东坡居儋三年，与当地士人黎子云及其兄弟交往密切，不仅在诗词、文学、农业、医药、时政等领域有共同语言，由黎子云提供土地建造的载酒堂，成为苏东坡传播中原文化的精神家园，是中原文化与儋州本土文化融合的象征和代表，亦是黎子云家族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
黎玉石指出，苏东坡在载酒堂开坛讲学，教诲弟子二十余人，培育出海南首位举人姜唐佐、首位进士符确等饱学之士。同时，载酒堂是贬谪文化的鲜活象征，苏东坡在逆境中以文育人，将中原的诗词、礼仪、农耕、医药知识融入本土，儋州调声、楹联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至今仍可见“东坡遗风”的印记。
黎玉石介绍，黎子云家族本是儋州大户，却因与苏东坡的密切关联遭遇政治风波。为避株连，黎子云家族迁居木棠镇乾山村，始终坚守载酒堂“崇文重教、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核，形成绵延千年的书香家风。仅明、清两朝，乾山村黎氏家族就涌现出举人1人，贡生10人，廪生9人，庠生、临生61人，增生至举人2人，共计81人。
从载酒堂的兴建到乾山村的坚守，黎子云家族的传承实践，让东坡文化从一时的讲学活动，转化为扎根乡土的文化基因。这种“逆境中守文脉、迁徙中续薪火”的传承，不仅是中原文化与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生动例证，更彰显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何秀玲）
河南省社科院副教授、博士陈智勇：
打造东坡居儋文化新地标
陈智勇
“将‘东坡居儋’打造为一座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的中华文化新地标，其根基在于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其生命力则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河南省社科院副教授、博士陈智勇认为，东坡居儋的文化地标的最高价值，在于其承载的文脉不仅被保存，更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生命力，参与构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体系。
陈智勇指出，世界举世闻名的文化地标，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法国的梵高足迹、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成都“杜甫草堂”等，这些地标的形成原因包括历史文化积淀因素，也是所在地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经验可供学习借鉴。打造东坡居儋中华文化新地标，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东坡居儋三年的史实与精神遗产为核心，将其从一个历史纪念地，升维为一个活态的、可感知的、有温度、有时代共鸣的中华文化精神标识。不仅要“说东坡故事”，更要“做东坡文章”，让东坡文化在当代“活起来”。
陈智勇说，打造东坡居儋中华文化新地标，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到访者和非到访者，都能在儋州这片土地上，真切地感受到苏东坡那跨越千年的生命热度与文化力量，使其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和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扇璀璨窗口。建议要加强研究阐释，筑牢东坡居儋作为中华文化新地标的理论根基。要做好顶层规划，持续提升东坡居儋的品牌影响力。要深化文旅融合，展现东坡居儋的独特魅力。要善用科技赋能，创新东坡居儋在数字时代的呈现方式。要做好宣传推广，让东坡居儋融入民众日常生活。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东坡居儋的国际传播。（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何秀玲）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教授危卫红：
待“开化”的“南荒”原来最“奇绝”
危卫红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教授危卫红介绍，就东坡与海南文化而言，审视东坡在海南的功业，绝不能脱离其时所处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而民风，则正是这一环境中最为鲜活、能动的部分。
危卫红认为海南绝非一片等待“开化”的“蛮荒”之地，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悠久历史、独特文化、坚韧生命力和温暖人情的“奇崛”“奇绝”之邦。仁爱友善、乐观豁达、崇文重教则是东坡时代海南民风特点。
危卫红指出，仁爱友善、乐观豁达、崇文重教的普通民众和地方官员为东坡提供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慰藉，使极端困苦中的东坡保持了相对稳定与平和的心态，这是进行持续性、高质量创作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前提。东坡在海南的功业，充分体现在个人著述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积极影响上，而这些民生实践的推进与功业的取得，固然源于东坡自身超凡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但海南当地的淳朴民风，着实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水土”与助力，因而东坡离琼时热情赞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危卫红表示，一地的民风，对于人才的成长和作用发挥、对于本土文化创造活力的激发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推动，都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要加强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的培育，构筑有利于人才成长、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泥土”。苏东坡时代海南民风中的仁爱、豁达与对文化的尊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和乡土文化建构之中，成为一份温暖而强大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符武月）
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颜以琳：
东坡居儋时期笔墨融风涛
颜以琳
“东坡渡海，海涛风浪以及三年海岛生存，对他的思想、学术、意志、情怀，乃至书法风格，都产生重要影响，以至形成‘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颜以琳认为，苏轼书风，特别是晚年渡海、儋州三年所成就的独特风格，是人格、学养、经历与书写环境等多方面集合所成，非他人所能达到。
颜以琳说，苏东坡被贬儋州，面临“食无肉，病无药，夏无絺葛，冬无炭”的极端困境，却以“一有而傲四无”的旷达自嘲，在桄榔庵结庐而居。这段时期，他读《晋书・隐逸传》尤勤，推崇陶渊明的隐逸之志，佛道兼修，特别是对道家养生之术和隐逸之举情有独钟，也实为环境与心境使然。
颜以琳指出，苏东坡在海南时期，主以道家思想对待生活，此时他的书法观念亦多有道家思想影响，“醉书”、“无意于书”等观念得以凸显。苏东坡认为，醉后作书能褪去刻意，让潜意识自然流露，达到“醉笔得天全”的境界。他在海南书法真迹唯一流传至今的《渡海帖》用笔厚重浑圆、绵里裹铁，字势欹侧豪迈，裹挟着海上风涛之气，书风与早中期之差异，根源于苏轼“无意”之书学观并海南笔、墨、纸之粗劣。然北归之时，张巡、颜真卿忠臣义士所彰显的儒家“忠义”精神从深埋之心中迸出，成为其对海南子弟姜唐佐之寄语。处江湖之远则皈依佛道，居庙堂之上则尊崇儒术，此苏东坡一生徘徊于儒释道三教之动因。
北宋文豪苏轼被贬儋州，留下《渡海帖》等传世瑰宝，其旷达精神，历经千年依然滋养着后人。（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符武月）
海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李思彤:
东坡诗文研究走向精细化
李思彤
苏轼寓惠、居儋的诗文，明清时惠州和海南两地各自编纂了多部《寓惠集》与《居儋录》《海外集》，形成两个彼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关联的版本传承体系。据现有整理，明清两代《寓惠集》共刊刻11次，《居儋录》《海外集》共刊刻9次，两个版本体系嬗递关系明晰，是惠州与海南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促进着两地绵延至今的文化发展。
李思彤认为，《寓惠集》与《居儋录》《海外集》两个刊本体系的整理与刊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萧以裕、徐时进刊本《寓惠录》与戴熺《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在体例编排方面的相似性，既反映了晚明文学刊刻的规范化趋势，也体现了编刻者之间默契的刻书行为；黎遵指刊本《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与樊庶《苏文忠公海外集》以地域为纲、文体为维进行编排，对东坡“和陶诗”的独特重视，展现了明末至清初岭南文人对苏轼接受角度的转变，从单纯的文本整理走向阐释研究；至清代中后期，邵长蘅、顾嗣立等人《东坡寓惠集注释》本以及刘凤辉《东坡居儋录》的出现，则标志着苏轼研究在文献考订、诗学阐释等方面的深化，呈现出清代学术的独特面貌。
明清惠州与儋州热衷编集苏轼诗文的行为，既是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与构建，也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标志，反映了苏轼作品在岭南的传播、接受与对话。从文本辑录到注释考订，从地域性整理到系统性阐释，东坡诗文的刊刻与研究逐渐走向精细化、学术化，为后世的苏轼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儋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符武月/文 黎有科/图 ）
编辑：李崇育
热门推荐
阅读排行
